罕见老照片:北平沦陷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

罕见老照片:北平沦陷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

“去北京!去北京!”就像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叫喊着“去满洲!去满洲!”一样,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本人掀起了前往北京的高潮。到1939年3月末,北京的日本警察署登记的申请来京日本人是一万二千余户、三万余人。比事变前骤增七倍半,比前一个月增加一千一百余人,以每天五十八人的速度增加着。再加上没有申报的,实际寓京日本人要超过四万。3月底,媒体估计年内在京日本人能达到七万。这是《北支》杂志1939年6月“信鸽”栏目提供的数据。而到了1941年,寓京日本人已达十万之众。

《北支》是一份摄影杂志,创刊于1939年6月,终刊于1943年8月。主编加藤新吉(1896-1954)生于福冈县三奈木村(今朝仓市),是众议院议员加藤新次郎的长子,1920年6月从明治大学毕业后,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(以下简称“满铁”)。因成绩卓著,加藤在1929年被社长派往赴欧美留学。留学期间,加藤走访了苏联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等欧美重要国家,在学习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、思想、教育、宗教等,他对日本和中国有了新的认知。结束留学后,安藤返回满铁。1939年离开满铁,入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,随即开始编纂《北支》。加藤被称为“读书家”,北京的家中藏书丰富,是文化人的沙龙,日本发起民艺运动的思想家、宗教哲学家柳宗悦(1889-1961)和日本民俗学家折扣信夫(1887-1953)在日本侵华期间来到北京,就住在加藤的家中。加藤周围聚拢了众多中日知识人,《北支》上不少摄影作品出自他本人,他还在该杂志上连载了《可园杂记》等系列随笔。往前追溯,作为满铁弘报的负责人,他对《满洲画报》(『満洲グラフ』)(1933-1944)的刊行同样有重要作用。在更早的1920年代,他就拍摄过云冈石窟、居庸关等地,这些都成为后世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。可以说,研究近代日本的文化殖民史,加藤新吉不应该被忽略。

住房问题

加藤新吉在他的《可园杂记三》中说,“七七事变”之前,日本人在北京的居住区域在东城的一小块,即以东单牌楼为中心的一小块区域,那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有八百人,而在此之前,日本人在北京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。到了1939年,北京市内到处可以见到日本人的身影。

突然涌入的日本人首先面临的是住房问题。华北各地的住宅原本就紧张,中国的住房结构也让日本人无法适应。当时的日本媒体抱怨,不断上涨的中国人的房租让日本人难以承受,还说不少中国人租房时耍心机想大捞一笔。在日本人掌权的占领区,很难想象中国人还敢跟他们讨价还价,甚至大捞一笔!无论如何,日本官方迅速设立了经济警察制,展开对“乱”涨房租的中国人的调查,并科以严罚,同时设立了日本人土地建筑公司。此外,日方决定延缓其他对华输出物资,首先解决建筑物资。

在通过种种手段获得房子之后,日本人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。把中国住宅改成六叠或三叠的日式住宅,所花费用高达惊人的五六十圆(可以买近200斤猪肉)。在墙壁上开窗户,装上障子,即用木框糊纸的拉窗,把中国人喜欢的朱门涂成日本人喜欢的颜色。

本来是中国人的公寓,随着日本人的涌入,这所公寓也出现了日本人的门牌,所配文字显示日本人以每天三十人的速度涌入北京,与前文官方统计稍有差别。

饮水是大问题。本来那时北京下水道的水质还是不错的,不过井水里的石灰粉很多,还会掺杂有肥皂水,所以井水可以洗澡,但无法饮用。日本人通常买水喝。胡同里卖的水是二十钱一桶。

用井水洗澡。

初夏的清晨,石榴花从厚厚的灰色泥墙上窥伺着胡同,纺织娘唧唧地叫着,卖水是初夏让人感觉爽快的一景。

厨房经济

生活在北京的日本家庭主妇最关心的是厨房经济问题。北京可没有燃气,这对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日本主妇们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。她们要学会跟当地人一样使用煤球。要想点好煤球,是需要掌握要领的,熟练的话,需要半个小时,不习惯的话要花上一个小时。柴火对厨房生活很重要,行市价大概是一百斤一圆七十钱。(一圆等于100钱)

烧煤球做早餐的日本家庭主妇。

当时北京的食品价格基本上是这样的:酱油一升一圆十钱,味增百目十三钱,白砂糖二十五钱,角砂糖三十八钱,盐一升三十四钱,日本酒一升四圆二十钱,腌萝卜一根六十钱,米三斗十二圆。蔬菜、肉类很便宜,市场上能找到三十五钱一斤的猪肉。不过日本人喜爱吃的关东煮、生鱼片、寿司都贵得惊人。所以不管是哪家的主妇,都不会执着地非要做日本料理,而是去做更为便宜的中国料理。主妇们发现中国人特别会合理地利用食物,丝毫不浪费,比如猪肉,从头到肠子都可以处理后食用,她们也学着去做、去品尝。

主妇做中国料理招待日本友人。

北京的杂货铺里也供应有洋货,不过价格比东北要高二成,化妆品也要高二成,并且都很缺货。

去杂货铺的日本家庭主妇。

丈夫外出时,家庭主妇们谈论最近腌的咸萝卜缺货,或者一把笤帚一块钱等等。

北京街头行走的货郎比较少,所以每天日本主妇们都要到很远的市场去买菜,这让她们感觉很辛苦。光是路费,也就是人力车费用,一趟要五钱或十钱,每日这么去坐,日本主妇也会觉得钱袋子瘪得很快。

拉洋车的车夫学会日语“洋车”的发音,看到日本主妇出门,就招呼她们。中国人和日本人使用洋车的价钱不一样,对日本人来说,近处五钱,远处十钱。

买蔬果的日本主妇。

乘坐马车的话,更贵,一趟是50钱。

如果是富裕的家庭,家中会雇佣洋车车夫,周末一家人乘坐洋车去北海或者中央公园。

由于中国劳动力很便宜,不少体力活儿也都愿意交给中国人来做。比如,洗一件衬衫要五钱,如此低廉,跟日本简直没法儿比!

很多日本家庭都会雇中国保姆。

春末夏初阳光直射时,日本主妇就会把被子拿到院子里晒,中国保姆也搭把手。

也有的日本家庭孩子多,人手不够,就会把孩子的奶奶从日本接来帮忙。

奶奶从日本赶来帮助照顾孙子。

还有不少日本主妇参与政治色彩浓厚的“国防妇人会”的,她们愿意充当枪后助手。

总之,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主妇,就跟在日本一样,能够得到丈夫每月大部分薪水。她们渐渐地适应北京的生活之后,很享受美丽古都北京的安静,感到很幸福。

五月石榴花开的时候,日本主妇会买一些石榴花,作为花簪,在5月5日女儿节那天插在女儿头上。

那些雇佣中国保姆的日本家庭,他们家的孩子与保姆家的孩子也会在一起玩耍,并不是兵戎相见的敌我关系。孩子的世界,哪里都一样。

学校教育

再说说日本的儿童。有些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,把孩子留在日本国内,但是更多的人把孩子带到了北京。据统计,“七七事变”前后,小学、中学、青年学校的学校数和学生数量都在增加。1939年9月的《北支》统计,截止至同年4月为止,事变前后的对比如下:

到了1940年,北京有三所日本人小学。其中东城小学经费投入65万圆(一半经费由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出资),占地一万一千坪。就校园面积和设备而言,不仅在华北首屈一指,即便跟内地一流小学相比,也毫不逊色。1906年,日本人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日本人小学,当时只有六名儿童;“七七事变”之前有一百五六十名;到1940年,这所小学学生人数达到二千三百名,教师有五十名。进入1941年,北京有两所学院(北京兴亚学院、中央日本语学院)、两所高等女校、一所中学、九所国民学校和青年学校,学生人数共7956名,教师人数为289名。

日本人小学把“日中融合”作为校训,从1940年2月起,正式决定在北京的日本人小学四年级以上教授中国语。学校也有教授汉语的老师。

当然,与日语比起来,汉语的分量远不如日语。

日方很担心日本儿童到了北京会忘记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礼仪,所以学校建有纯日式的“作法室”,即礼仪室,在这方面的课程设置上与日本同步。

1939年4月,北京出现了第一所日本人女子小学。

北京的日本中学生下雪中上学

市民生活

“七七事变”后,随着北京人的增多,日本的商店也多了起来,北京街上到处是招牌、广告灯,有些广告牌甚至阻碍了交通。于是市政府从1939年3月末开始整顿招牌和广告灯,据说撤去的百余件中,有一大半是日本人的。

根据北京日本大使馆的调查,1939年这一年,北京的日本职业妇女人数是819名,加上艺伎、女招待、女服务员等,实际上有2千余名。职业女性中,打字员222名,艺伎385名,事务员560名,陪酒女232名,舞女44名,女招待131名,鲜伎30名。

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机构,成立于1936年12月。刚开馆的那一个月,利用者有350人,翌年1月有400人,4月增加到2000人。到了1939年,则增加到每天1500、1600,于是设立了西城分馆和北城图书阅览室。

到了1941年,由于居住北京的日本人多达十万,日本知识阶层的有心人为了方便日本人的生活,集体撰写了在京生活指南。参与撰写的有北京特别市公署观光科的石桥丑雄、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、东亚新报社的服部由治和早濑让、北京大学的富田三郎、故宫的曹宗儒、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石原严彻、岩村成正、安藤更生等,这些人本身就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成就,再加上长期对北京进行田野考察,所著的观光篇、案内篇、生活篇和各种便览,细到宗教机关、学术团体、卫生设施、菜市场的分布、邮局寄送包裹各种费用,甚至还写到与中国人相处的注意事项,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整本书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北京地志。所有文章汇成了《北京案内记》一书,由安藤更生主编,新民印书馆出版。这本书不仅对寓居北京的日本人在生活上现实的指导意义,如今看来,也是解读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结构、个体物质与精神生产的一个出发点。

由此我又想到加藤新吉。这个当年伪满洲国弘报处的负责人,拖着一条有残疾的腿,又转战到北京战场。然而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,乡土再建和乡土史研究始终是他的关注点。加藤的工作有日常的讲述、日本移民在日本占领区的乡土和国家意识的体现、日本移民的社会与文化融入、现地民间节日习俗的考察、现地的社会空间结构和知识格局体系,以及田野考察人的介入方式和思考方式,本应成为殖民研究的理论试验场。可惜我们太关注战争的激烈、动荡的一面,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、在代代传承下来的秩序中构筑的个人行为和文化图式,都是我们的盲区。